時間是現(xiàn)代社會運轉(zhuǎn)的經(jīng)緯線。時間規(guī)范著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對多數(shù)人來說，什么時候睡覺并不取決于是否有睡意，而是取決于時鐘是否顯示了可以入睡的時間，什么時候吃飯并不取決于腹中是否有饑餓感，而是取決于“飯點”是否到了。

這樣的狀況可不是自人類社會誕生之初便有，據(jù)科技史家劉易斯 · 芒福德在巨著《技術(shù)與文明》中所述，機械時鐘的最早使用始于13世紀歐洲的寺院，用于幫助人們準時地參加宗教活動。而直到公元1345年左右，歐洲人才開始普遍接受將一小時分為60分鐘，把一分鐘分成60秒。也是自從那時起，時間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一種“抽象框架”，越來越成為“人們行動和思考的參考點”。之后的幾個世紀，時鐘走出宗教領(lǐng)域，在人類的經(jīng)濟活動中扮演了關(guān)鍵角色，芒福德甚至認為，工業(yè)革命中最關(guān)鍵的機器不是蒸汽機，而是時鐘。到了現(xiàn)代社會，時間本身甚至就成了一種“宗教”，“時間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這樣的觀念深入人心。

于是“時間管理”的技術(shù)和方法無疑就成了現(xiàn)代人所必須掌握的一種工具。顯然，時間管理對于提升人們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業(yè)績有一定的幫助，但是這種客觀效果的提升與人們的主觀感受并不一致。很多人可能有這種感覺，即便已經(jīng)對每月、每周、每天的時間做了很好的規(guī)劃，執(zhí)行得也不錯，但是依然覺得時間不夠用，深感事情永遠都做不完，甚至感到心力交瘁。于是問題來了，為什么理論上能提升時間利用效率的時間管理會讓我們越來越累呢？另外，社會學家早就發(fā)現(xiàn)了一個與之相關(guān)聯(lián)的“時間悖論”：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可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總體上一直呈增加的趨勢，但人們主觀上卻覺得自己的閑暇時間在減少，也就是說，人們實際擁有的時間越多，主觀感受擁有的時間卻越少，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時間管理有其固有缺陷，它只能解決我們與時間相處中的一小部分問題，在更廣泛的情景中，時間管理是無能為力，必須另覓他法。首先，人們總是無法準確地做出時間規(guī)劃。人工智能科學家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在其名著《哥德爾、埃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侯世達定律，即實際做事花費的時間總是比預期的要長，即使預期中考慮了侯世達定律。

首先是因為事情的復雜度往往會超出我們的想象，因此也正如帕金森第一定律所言：工作會自動膨脹，直至占滿所有可用的時間。

其次，人們無法預估未來發(fā)生的意外事件，而意外事件總是頻頻發(fā)生，打亂人們的原定計劃。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鮑曼認為，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社會是流動的，在這個社會里，沒有什么東西是變動不居的，一切都處于不確定性中。

再次，從時間取向（time perspective）這一心理學概念來看，時間管理是一種未來取向的做法，而一味強調(diào)時間管理，就會使人們處于未來取向的單極狀態(tài)，而這種單極狀態(tài)會使人們的生活失衡。

心理學家認為，理想和健康的時間觀念應該是過去取向、現(xiàn)在取向和未來取向的平衡，人們可以應生活情景的不同而適時轉(zhuǎn)換與之相稱的取向。比如在工作場景中采用未來取向，而下班回到家里，應該立即把工作內(nèi)容拋諸腦后，采用享樂主義的現(xiàn)在型取向，盡情享受當下的閑適和放松。但是，現(xiàn)代人越來越傾向于把工作和生活混淆起來，在生活和閑暇時也不忘工作，休息時也要想著明天要干什么、還有哪些事沒做完，那么自然就會覺得非常疲憊。

最后，時間管理是幫助我們把握時間長度的技巧，卻沒有提示我們使用時間的“深度”。例如，同樣是安排閑暇的時間，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的“被動式休閑”所帶給人的滿足感，就遠遠不如從事一項自己的業(yè)務愛好所帶來的滿足感。在看電視時，我們可以一邊嗑瓜子、玩手機、跟人聊天，我們并沒有傾情投入，而在從事某項愛好時，我們就可以完全沉浸其中，甚至進入“心流”狀態(tài)，因此我們從閑暇中獲得放松和滿足的程度并不取決于閑暇時間的長度而是取決于其質(zhì)量。

出于以上四點，我給出如下建議，來改善我們與時間的關(guān)系：首先，從人生意義和人生目標的高度，審視我們目前所做的事情的長期價值，盡可能刪減不必要的事件；其次，對保留下來的事件，大幅延長原先的估計時間，為未曾預料的事件復雜度和意外事件留出足夠的空間；再次，明確工作和時間的界限，尤其不要把工作帶入生活，把生活交給享樂主義現(xiàn)在取向；最后，增加主動式的閑暇時間，減少被動式休閑，重新設計自己的業(yè)余生活。